前一目的的行政协议，以等级化的行政管理关系为基础，尝试通过对命令服从式的行为模式进行改造，形成一种更具回应性和弹性的高权行政。

Republik一词因而被蒙上了一层反立宪的激进意涵，招致中左派以及右翼各派别的反感和忌惮。在第二个故事之中，德国在19世纪席卷全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从未落后于那些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多大的分歧，德国各个时代的决策者始终相信不断发展的技术条件有利于国家统一的事业。

换言之，它们属于一种描述性的宪法。另一方面否定了耶利内克在25年前提出的二分法，转而把国家单纯地视为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规范搭建起来的法律秩序的共同体。很多人担心，在国名中使用Republik一词可能会让未来的德国与苏俄政权之间产生一种天然的亲密关系。这是一种正在从天堂跌落到地狱，却还没有接触到地面的感受。对于法律史学者来说，使用像昆虫复眼那样的结构展开观察不仅是一种有趣的工作方法，还是迫使历史性从纷繁芜杂的法律素材中呈现出来的必要的技术性手段。

这一过程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史意义，它体现着某些在魏玛宪法的文本之中难以体现出来的基本事实，而这些隐藏在宪法文本背后的基本事实才是德文宪法（Verfassung）一词的本意。无论如何，只要能够切入多向度的历史，我们便不再是单向度的人。第一，对于相对人私人过去的特定行为所作的处分，如果对象行为没有同一性，就不能说是同一的处分。

不过，小早川论文使用了兼子仁前揭《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理论》的图式，以行政行为效果的通用力作为公定力，将超出这种公定力、排斥与行政行为要件的认定判断相反的主张和判断称作遮断效果，但这两者的对比未必是明快的。这是现在正扩张适用范围的消除结果请求权的原本形态。反过来说，行政厅为了确保行政行为的权限，在撤销诉讼中没有必要主张行政行为的所有根据（当然，通说也并不承认撤销判决后根据新证据作出与判决理由中的认定相抵触的事实认定、重复作出行政行为[59]）。如此，可以将这种关于法地位的确认诉讼理解为最小的诉，有时可以将依据法地位提起的给付诉讼（要求缔结契约意思表示的诉等）理解为赏罚的手段。

[31]如果加以模仿，对于行政行为的效力，可以说日本的公定力概念是采取了一体性构成，而现在的德国学说则采取了分解性构成。[66] 对于撤销诉讼诉讼标的的各种见解，南＝高橋編・前掲条解行訴166頁以下[人見剛]。

[108] 在德国是作为消除结果请求权的问题来论述的。注释: 原文「訴訟類型・行政行為・法関係」民商法雑誌130巻4＝5号（2004年）640-675頁。[72] 山本隆司・前掲差止めの訴えの法定77-79頁。2. 与争点整理和行政程序的联动 德日法制的差异在于行政程序与课予义务诉讼程序的关联方式。

这时，根据申请的法律制度，申请人基本上要提交处分要件的全部资料提出一个申请，而即使拒绝理由是A、B的复数，也是一个对申请的答复。[51]具体而言，在起草旧行诉法之际，有讨论认为，也能对不具有规律性质（二（二）1）的即时强制等事实行为，构想排除公定力意义上的撤销，因而成为撤销诉讼的对象。如此，原则上不承认法院再度剥离出撤销诉讼对其作出判决。据起草者称，行诉法是作为整个行政案件诉讼的统一基本法而制定的，而非民事诉讼的特别法或特例，未以‘行政诉讼法而以‘行政案件诉讼法作为标题……是因为本法尚未充分实现统一基本法的构想。

有判决认为，抚恤裁定的公定力并不排斥抚恤裁定中同一顺位的一方受益权人对另一方主张全部抚恤的受益权。[91] 最判2004年4月26日，判例集未登载。

确认判决（仅为）宣告法或法的地位，它是与这种行政法关系特质相对应的判决形式。行政行为的效力是针对行政行为的规律内容而言的，德国的分解性构成更有助于说明效力的界限。

对于行政行为是否原本就有不可变更力或实质存续力的问题，存在争议，这里不再探讨。[23]但是，抗告诉讼程序相对于民事诉讼、特别是公法上当事人诉讼的特殊性正在缩小。因为行政厅在A上行使了首次判断权，在B上却还没有行使。到目前为止，对上述见解几乎没有异议。[82] Eberhard Schmidt-Aßmann, in: Maunz/ 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 (Stand: 2003), Art.19 Abs.4 Rn.280ff. [83] 对于民事诉讼法学上确认诉讼原型观，参见高橋宏志『重点講義民事訴訟法』(有斐閣、新版、2000年)69頁以下。对于以上所列之外的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例如，公共设施的设置和运营、公布违反行政指导的事实等），与民事法的情形一样，可以考虑以行为自身为对象提起禁止之诉等。

近来有力的反对说，塩野宏・前掲行政法Ⅱ156頁以下。[26] 塩野宏『行政法Ⅰ』(有斐閣、第3版、2003年)126頁以下。

如此，更正处分以A元以上的税款为规律内容，X对此提起撤销诉讼进行争议，就没有必要将每一个新的更正处分合并到撤销诉讼中或者变更撤销诉讼（前揭最高法院判决的田中二郎反对意见）。[84] 第37-2条第1款、第2款规定：在第3条第6款第1项所列的情形下，只有在不作出一定处分就可能产生重大损害、而且没有避免该损害的适当方法时，才能提起课予义务之诉。

大体而言，它要求诉的对象与原告的权益有关（主观要件），原告就系争诉的对象具有现实的利益（时间要件）。一般而言，行政诉讼类型的意义在于，考虑行政作用、行政过程相对于民事法关系的特性（利害关系的集团性和复杂性、行政机关的调查和说明责任等）、特别是行政作用中行使公权力的特性（后述规律力和存续力等，行诉法第3条），规定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则，同时促进判例和学说考虑这种特性去发展解释准则和标准类型。

[41]这是在分别解释专利权设定登记的构成要件效力的范围。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判决确认行政活动的违法性、或者私人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地位，可谓最小限度的赏罚和救济基本形式。通说认为，课予义务请求和课予（再决定）义务判决当然包含着拒绝申请处分撤销请求和撤销判决的前提。其典型例子是一则最高法院的判决：第一次更正处分被第二次更正处分撤销，第三次更正处分是与第一次更正处分不同的另一个新的行政处分……如此，本件诉讼只是在请求撤销第一次更正处分，在第二次更正处分作出之后，其已失去利益。

但是，如果强烈怀疑有放任违法状态，这种裁量就会缩减，就会产生行政厅调查、解明事案的义务。因而，在后续处分的撤销诉讼中，并不涉及先行处分的构成要件效力，而是涉及拘束力和形式存续力。

[102] 山本隆司・前掲差止めの訴えの法定86頁。[64] 当然，像上文这样，将撤销诉讼诉讼标的上的行政行为是作为行为、措施还是作为规律来理解，是与形式层面（深度）问题有关但可以区分的问题。

这种行政行为和抗告诉讼的法关系模式成为将其他行政作用及其相关的公法上当事人诉讼设想为法关系的模型。实定法通过将有起诉期限的处分撤销诉讼法定化等规定，是承认不可争力的。

[46] 不同于居民诉讼和法定受托事务的代执行诉讼中所说的违法性继承情形。在这种极为限定的情形下，行政厅对委诸私人之间的诉讼等调查解明事案具有裁量权。反过来，法院负有确定诉讼类型的责任，应当通过释明，辅助原告确定请求范围（例如，已经在纳税时，能否将请求返还不当得利或国家赔偿作为请求撤销更正处分的关联请求予以合并的决定）。当然，在日本，对于涉及征收金钱和给付的行政行为，在起诉期限内不提起撤销诉讼就请求国家赔偿，存在可能规避（形式性）存续力这种行政行为存续力的相关问题（在德国，一般采取的制度是不允许请求国家赔偿因能提起却不提起撤销诉讼而产生的损害（民法典第839条第3款），因而基本不与（形式性）存续力相抵触）。

[111] 这里的译文虽然都是使用驳回一词，但实际上对应着两个日文单词（却下、棄却）。（三）诉的合法性要件的一般条款[12]与开放的诉讼类型 按照诉讼类型分别确定诉的合法性要件也是不合适的。

[63] 对此，参见興津征雄・前掲法学協会雑誌121巻2号265頁註(77)。興津征雄｢行政処分反復禁止効の法的構成｣法学協会雑誌121巻2号(2004年)213頁以下。

新堂幸司（『新民事訴訟法』(弘文堂、1998年)224頁以下）举出了行诉法第31条情势判决的例子。——译者注 [86] Rainer Wahl/ Georg Hermes/ Karsten Sach, Genehmigung zwischen Bestandsschutz und Flexibilität, in: Wahl (Hrsg.), Prävention und Vorsorge (1995), S.217ff. (225)——关于许可法制的表达。